去年因應疫情衝擊，政府發放振興三倍券，彼時朝野也對「紓困」與「振興」的差異，以及其所誘發的乘數效應進行論戰攻防。當時國民黨、民眾黨持續主張應普發現金，至今年行政院擬再發振興券時，仍不斷提出，似乎忘記去年此論點早已被多次反駁，是否「為反而反」令人匪夷所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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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客氣地說，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日的發言就是野人獻曝的最好示範：將振興當紓困解釋，同時倒果為因，忘了責任歸屬。
紓困？振興？在野黨分不清楚？
柯文哲宣稱：「很多人連吃飯都有問題了，你跟他談振興不是笑話？」質疑在還沒完全解封的情況下，發美食券、振興券有用嗎？並稱自己去年急難救助金發了1200萬，今年1月到7月則發了1.6億，同時又強調解封夜市就是為了讓攤商有收入。
其實所謂急難救助金的性質就是紓困，屬於社會福利的精神，目的是讓受疫情衝擊的弱勢族群能夠擁有維繫生活的基本條件。相對來說，台北市在6月底的「夜市微解封」才較符合振興的目的，經由誘發消費來活絡經濟才是這項政策的用意。
具體而言，經濟成長不外乎是看消費、投資、政府支出與進出口順差等四個變數，由於振興的額度不可能無限上綱，在資源規模的限制下，不存在投資與出口的可能；若單純從政府支出面來看，倘若民眾對疫情與未來經濟情勢多有悲觀性的預期心理，那麼政府普發現金就只會變成民眾的存款，無法達到誘發消費的效果。馬英九2009年不發現金，而以消費券作為替代，也是考量到上述原因，但他現在卻支持現金入帳，昨是今非的態度似乎也陷入「為反而反」的迷失。
此外，馬英九的消費券單調、欠缺流通性，因此沒有所謂滾動或擴大效應；而且侷限在少數產業，以一般生活商品和電子產品為最大宗，其受益者往往是最終產品的外國製造商，因此其乘數效應必然受限，根據經建會自估消費券對於GDP的貢獻僅約0.28%至0.43%，低於原先預估的0.6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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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都普發現金？被忽略的消費券政策
關鍵在於，被藍營視為萬能的普發現金存在不少問題，而主張者若不是忽視實證研究結果，就是搞錯政策內容，把所有國家的振興方案混為一談。舉例來說，資深媒體人趙少康強調香港與新加坡曾普發現金，卻略過當地政府也各有推行消費券政策的事實，也未見他修正或補充。
新加坡政府去年8月宣布將發放總值新幣3億2000萬元（約新台幣68億元）的「重新探索新加坡」（SingapoRediscovers）消費券，鼓勵民眾消費，以協助因疫情遭逢嚴重衝擊的觀光產業。
香港政府為促進消費及刺激當地經濟，從2021至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中，向每位符合資格的市民派發總額共5,000元港幣且僅限數位支付的電子消費券，可以在當地實體或線上商戶使用，只要是符合年滿18歲、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新來港居民都可以申請，但外籍看護工、來港工作的外地人士和留學生，皆不符合申請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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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發現金真正好？政策討論應建立在實證研究上
新加坡與香港的這兩波振興方案都是發行消費券而不是普發現金，也達到誘發消費與經濟成長的目標，為何就不見藍營政治人物或媒體人也提出討論？此外，根據 日本Money Forward公司、早稻田大學及澳洲昆士蘭大學團隊，今年4月針對去年日本政府發放現金後所做的實證研究，直接指出普發現金的一些問題：
日本民眾領到的現金，僅有6%至27%的金額用於消費。
家庭儲蓄率大增：儲蓄率由2019年的2.3％大幅增至2020年的11.3％。
消費行為有經濟階級的差異：勞動收入較低的家庭，比收入高者更會將「給付金」用於消費。沒有足夠流動性資產（如銀行存款）的家庭，更會將「給付金」用於消費。這反而造成富者恆富，貧者恆貧的馬太效應，窮人消費為了保命，有錢人則無動於衷將現金放入口袋。
「給付金」對民眾的消費類別也有影響：從發放福利金起的一到兩週內，消費主要用於「食物」及「民生必需品」，但在數周後，民眾的消費轉到了「耐久財和貸款、租金、保險」等支出，從而失去誘發消費的意義。
公共政策的論述本應該建立在實證研究與客觀事實的基礎上，然而在野黨在主張普發現金時，其政治語言與情緒性反應似乎凌駕一切，讓人頗感遺憾與無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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